参见《彭真年谱》(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93页。
而应当以民主法治为方向，准确理解历史惯性下当今中国推动改革的某些游戏规则。并且进一步要求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
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因其国情差异不同程度地存在法治化差异，但人性的弱点决定了有其诸多共同内在规律可循。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二是以专门的机关作为审查机关，如法国宪法委员会、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韩国宪法法院等。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我国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有自己的特点。
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如2015年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打包修改法律取消或下放部分行政审批事项，对与法律修改内容有关的107件地方性法规逐件进行审查研究，督促地方人大常委会对30件与修改后的法律规定不一致的地方性法规及时作出修改。其三，在检查机关、规范形式、纪律内容、执纪程序、惩处方式等方面，依规治党也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制度。
将国家建设与依法治国结合起来看，依法治国既是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贯通于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在社会建设上，表现为以民主法治为总要求。对于党的组织和全体党员来说，无论是党的章程和党内法规，还是国家法律，都要遵守。相比而言，党规是党内的规范体系，约束的对象是党的组织和全体党员。
十九大对党章的修改，于纪律、纪律检查等内容多有涉及，明显完善了依规治党的程序机制。三是党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法律实施工作，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党还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法则是国家的法律体系，约束的对象是公民、团体和政党等。坚持依规治党、标本兼治，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加强组织性纪律性，这涉及的则是依规治党的长期性和根本性。在军队建设上，表现为依法治军。而党章关于四个意识、党的代表大会审查而不再听取同级纪委的报告、党组对党建的领导、社会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等的增改，则明显体现出党的领导得到进一步强化。
总起来，这十个方面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建设的基本和主体框架。尽管党章在经济建设、民族团结、和平发展方面看上去没有专门提及法治，但就实践而言，法治在这些方面同样有强烈显现。在文化建设上，表现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总体来看，在国家层面，有一个日趋完备的依法治国体系正在形成。
例如，全面依法治国、法治体系、依法治军首次写入党章，与此不无联系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规治党、政治规矩也出现在党章中。在国家统一上，表现为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齐驱并进 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主要涉及的是党与国家、党与政权、党与法律的关系。特别是在经济建设上，市场经济与依法治国实际发生着难分难舍的密切联系，市场经济甚至可说是依法治国最具成效的作用领域。
修改后的党章增加了一些新的与法治相关的表述。综合这些内容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经历近二十年的发展，在党、国、法的关系上形成了至少三个特点。这可谓当今中国社会两个并行的规范治理体系一方面，人们会忘记，……自由的崇高热情容易受到狭隘的怀疑精神的影响。[10]就作为司法审查手段的宪法解释而言，斯卡利亚说道：法官在工作中对宪法进行解释所占的比例相当小。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维护宪法权威，但是，宪法实施不等于宪法监督，合宪性审查亦不等于违宪审查。
这一点不仅为美国制宪史所支持，而且为最近的共和主义宪法学家所肯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
[2]（P5）即使在以怀疑为前提的美式违宪审查中，对民主的政治机关的角色设定也是正面的、积极的，法院的判决并非总是对抗立法机关，而是以符合民众时代意识的方式作出裁决。简言之，立法者积极履行政治义务，而非是宪法的背叛者。
[2]（P356）曾经担任首席法官的詹姆斯·威尔逊则以二分法评价：坏政府只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做得太多因此太压迫。保护自由不仅需要好政府，也必须依靠民主的力量，更仰赖法律。
积极宪法可称为现代宪法，魏玛宪法的理论基础不纯粹是自由主义，而是共和、议会主义、联邦国家、法治国以及福利思想。[2]（P264）这不仅因为强大与自控内在于事务本身，也因为在共和政府之下国家并非仅仅是实现个人自由的手段，国家亦为自身及目的，即国家就是目的本身。结语 政治立宪主义不仅揭示了负面心理假定对宪法实施造成的困厄，而且为深化宪法的当代实施提供了最为鼓舞人心的宪法智识。社会主义宪法认为权利是经过斗争得来的，而非神意、习惯、理性和天赋。
③参见：[美]凯斯·桑斯坦：《罗斯福宪法：第二权利法案的历史与未来》，毕竟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7页。[2]（P2646） 三、释放立法者的良知 应永远谨记的是，宪法是直接颁布给立法机关的命令，而非司法机关。
它的建立的实质是洛克《政府论》第二篇论述的原则的表演，在几乎一百年的时间里，这个国家似乎是洛克的公民社会包含的意思的近于完美的模板。[27]（P26）严复将其译为：民主之精神在德，独治之精神在礼，专制之精神在刑。
其二，宪法给予法律价值以积极理解，而非考虑法律给人们带来的可能危险。支配法国宪法的中心思想与其说是洛克和孟德斯鸠，不如说是共和主义的代表卢梭。
他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寄托于民主的政治机关，而非法院，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哈特心目种的民主。是一个如何翻译、形成和精炼宪法的过程。宪法不仅关注自由，也关注平等。这不是道德上的品德，也不是基督教上的品德，而是政治上的品德。
她既是民主的，也是共和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具备鲜明的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以及独特的发展轨迹。在对立法权的阐述中，美国人不认为他们受制于作为人民代表的议员，而是代表人民的宪法，这意味着即使以人民的名义，国会亦不得超越宪法。
）[11]正如瑟古德·马歇尔大法官所言：宪法并不阻止立法者通过愚蠢的法律。截至2003年，在美国建国200年的时间里，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州法违宪大约1000件，裁决联邦法律违宪只有大约150件，甚至平均每年还不到一件。
[16]（P107）在随后的两百多年时间里，直至20世纪中叶戴高乐改组法国宪法打击议会，法国宪法一直奉行议会中心主义，既拒绝法官进行合宪性审查，也否定法官释法。公认的理论认为，美国的建立和发展常常被解释为洛克叙事的鲜活化身。